搭车客星际旅行指南: I hate you Marianna

每天都在论文。。记几个笔记下来，有些要用在论文里扩展为话题，有的就是随笔一记。

1. 关于电影的意识形态，蝙蝠侠的例子：

Joker是一个不可收买，无动机的敌人，是对未知的随机危险的想象。同时，这一想象最终凝结为一个孩童式的arch-enemy，因为在人的经验里，只有孩子才会胆大妄为，丝毫不顾及后果，甚至在恶作剧的灾难里兴高采烈。Funny games中也出现了这种主角，并且两个在不同电影中的形象表现出了惊人的统一性：残忍、不停说谎、完全不顾及后果、语言和动作上的孩子气。

但是当未知的随机危险被想象为一个儿童时，儿童这一影响又同时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我们会爱上这些坏蛋，因为我们都经历过童年，每一个最淘气的孩子，由于父母为他付出的最多，则会悖论式地成为他最爱的孩子，也就是love-hate complexe。

由于成人自身身份的分裂（曾经的孩子，如今的父亲）因此我们凝视他们的目光，既有主体置换与投射带来的重返童年体验胆大妄为的的快感，又有如今成年人身份所带来的爱的气恼。最终我们还是会原谅他们，包容他们，因为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部分一样柔软，又有着本能父爱的保护欲。

当我们将危险认知为儿童的形象，并因此爱恨这个邪恶儿童的形象的时候，一个意识形态模型就成功地出现了。它会以各种方式投射在现实中，从各种方面决定人的行为。

2. 历史进步主义的幻想

蝙蝠侠是基督教最终审判的人格化身：他没有唯一管辖区域，可以在任何地方执法；他的参与将决定一方的失败与胜利；最重要的是，他的存在赋予了暴力以意义。在这一意识形态幻想里，没有一滴血是白流的，没有冤屈的无报偿的付出，也没有可以不被清偿的罪孽，一切都会获得公正的报偿。

在哲学意义上，蝙蝠侠同样是历史进步主义的人格化身。在历史进步主义中，一切都会得到报偿。蝙蝠侠是历史进步主义对无意义的、善于遗忘的世界的争辩。

蝙蝠侠的面具注定不能摘下，当Harvey戴上面具时，他就是基督，而他摘下面具，则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具赋予了蝙蝠侠以力量，而不是蝙蝠侠赋予了面具力量。正如levi strauss观察到的，在雨林中，面具象征着权力，而不是戴了面具的人，人所崇拜的只是面具这一符号。类似的，国王的印章才是权力之源，而不是国王本人。受到崇拜的，只是印章这一个符号，以及符号后代表的社会秩序。

Dent作为一个人性的人，被描绘为同时具有善与恶两种属性。这种双重性最终导致了Dent的灭亡，其中的morality，即是在训导人不可自扮上帝。然而最终结局里，将船上的人设定为以群体的良知获得救赎，又同时肯定了人普遍的善。

整部电影在矮化了个人的同时，崇高化了作为群体的人。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制造的、现代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它将崇高投射到了“人民”这一虚无的所指，肯定了最终审判的必要。这里不需讨论究竟是美国人需要这样一部电影，还是电影被制造出来强迫塞给了美国人。只要知道，这一基督与救赎、人民与崇高的各个模型内在的装置关系，就可以破解大量的现象。

3. 对“人民”审美

如《日本文学的现代起源》所讲述的一样，日本在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将“人”作为审美对象，并体验崇高的现象。这一文学现象所伴随的，自然是想象中的共同体的产生。而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中，当一个当选政客对选民说“你们胜利了，政治失败了”的时候，他已经在话语中成功附身“人民”这一符号，并引起了听众对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崇高体验。而他本人，亦被符号化为这一共同体的崇高代表。

“我们”是必然地正确、崇高的。对“人民”与“我们”进行审美，既是对自身身份的想象与认同过程。

4. 寓言的谬误的语言学基础

在伊索寓言的蛇与农夫，以及中国的东郭先生的故事里，蛇与狼都最终攻击了他们的救助者。如果我们将寓言当做一个语言学对象，一个意识形态的模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蛇之所以要咬，恰恰是因为他本来就被讲故事的人设定为蛇，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他的表象与本质是一致的。

当我们使用这个隐喻来表现政治关系的时候，由于表象的不可穿透，我们就会说，犹太人是蛇，而这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蛇，他的本质，是由他是犹太人这样一个身份决定的。东郭先生与农夫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意识形态：是蛇总要咬人，是狼总要吃人，是犹太人就必定要骗人、诱奸，只因为他是犹太人。

这就表明了意识形态在个人经验上的统一性，以及，意识形态是一种直觉式的思维活动

这一系列的经验主义的推理，全部是建立在语言生成的基础上。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是分类与概念建立的过程，其错误，也源自认知-分类-概念这一语言思维的过程。

5. 意识形态的认知基础

如果我们将意识性态的各个模型进行考察，会发现其中深刻的认知痕迹。当然，认知这个词既包括了认识，也包括了思维，甚至reasoning这一个过程。这样说来，事实上意识形态总是与单个个体的身体经验（触感、颜色、声音、痛觉）、社会经验（童年、爱恨、人际）、语言经验（语言功能自身的惯性、自然而然的归类与概念思维）有关。

我当然不会就此宣布意识形态的根基是认知。但是意识形态，或者盲目的信仰，的确不是盲目的，而是对因果律、身体与社会经验的投射、联系与想象。

人自身的主体性分裂导致了意识的分裂，以被压迫者反而为压迫者辩白与开脱为例：在意识和语言中，被压迫者主动或者被动地附身了压迫者，这就是意识形态作为认知体系的总和表达的诡异之处。

6，关于忍受：

中世纪的僧侣用特制的皮鞭每天按时抽打自己，为内心中分裂出的基督的凝视而惩罚自己。既然末日审判已经注定，对一个自虐的基督徒来说，死也并不是无意义的–自我奉献的意愿就是最真诚的信仰的表达，卡尔文派的精神即在于此：自我惩罚、自我奉献，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意义何在，意义掌握在最终审判的手中。

当Harvey Dent要求蝙蝠侠不要自我牺牲时，他事实上是在改写圣经：在真正的历史上，基督被背叛了。而在这部电影里，Harvey Dent要替代基督来接受上十字架的命运。这一举动，以及其后剧情中Dent作为一个信徒的呼唤的应验（蝙蝠侠不假思索地拯救了Dent），用一种 Alternative历史的方式，表达了当下的美国保守派的思维：守卫基督，那么基督总会应许。

但Harvey Dent仍然堕落了，正由于他的堕落，凸显出神圣救赎对人的内心的无力，而唯因基督对此的无力，信徒才更需要坚定地信仰。这一不可捉摸的最终审判，终于造就了一种逻辑上的自我循环：信徒要坚定的信仰，因为他必须坚定地信仰，否则他就会堕落。

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常可见到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奉献本身的号召：奉献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也同样成为了个体的意义。

诡异的是，如果从这一强调奉献精神的精神目标出发，则此一末日审判模型不仅在基督教国家中存在，亦存在于中国。中国的唯物主义者由于信奉着改换头面为历史进步主义的最终审判模型，实质上成为了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7. 历史的幕布

在法官Surille被炸死一段剧情中，Surille打开了指示她行车方向的信，而上面只写了一个字：up。随后，Surille的车被炸上了半空。

但这一幕，却恰恰使好莱坞的精致幕布（场景、道具、特效）暴露出了一角，把观众从屏幕中的故事拖了出来，返回现实：Surille存在的目的是被炸死，而她被炸死前，并不绝对需要知道自己如何被炸死。她打开纸条，显露出up的这一个瞬间，恰恰是为萤幕前的观众准备的，好让他们知道，她的死和死法已经注定了。

这一人为倒放历史并强迫其显现出意义的场景，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也恰恰是真实世界中的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意义对历史学家打开的时候，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在背后执行着一个并不存在（或者存在？）的历史编剧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