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车客星际旅行指南: I hate you Marianna

（发3月4日新京报文化评论头条，改题为《从大历史角度看兽首拍卖风波》，第二天就引起新华网讨伐，深刻地ORZ中）

相对于罗森堡、恩格斯，Flora Tristan的名字在中国并不太为人所知。但在19世纪中叶，她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先驱，同时也是工会理念的提出者之一。她为当时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上普遍的不幸写作，作品之一，就是《伦敦漫步》。

在这部作品里，Flora Tristan将1840年的伦敦称作一个怪兽般的城市：街上污水横流，肮脏不堪；金钱欲会在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腐蚀掉一个人，让他的心变得冷酷；卖淫相当流行。据她统计，整个伦敦居住着八到十万年轻女性，她们靠卖淫生活，每年都会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孤苦伶仃地死于疾病；社会里没有爱情，年轻女孩们被引诱、强奸，即便婚姻也毫无爱情的成分。在她看来，整体的英国社会都处在悲惨和堕落之中。

Flora Tristan没有提到的是，1840年的巴黎也同样是被悲惨笼罩的城市：法国大革命刚刚过去五十年，恐怖政治和暴民的影子在巴黎处处只容一人通行的小巷里群聚，酝酿下一次镇压和暴动。以至于1850年时，豪斯曼必须把所有一文不名的穷人、病人、革命党从巴黎阴暗的小巷里扫了出来，烧掉他们的窝棚，把他们扔在荒凉的郊区，才能巴黎建设成下一个世纪的世界首都。

但是，在社会大众层面的堕落和悲惨之外，欧洲拥有中华帝国无法比拟的工业，扩展的野心，和比枪更有力的，凝聚一心的现代民族主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焚毁的圆明园就成为了历史的多重隐喻：它的富足和华丽象征着中国的优秀，而毁灭它的欧洲人，却在贫瘠、野蛮的同时，又是国际公法和规则的制定者，现代文明形态的先驱。他们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缔造者，却又在今天呼吁着世界防范中国的民族主义。

对中国来说，西方的这一双重影像从来都是难解之谜，不甘心也就在这里：“凭什么？你们本性野蛮，国土贫瘠；若不是靠枪炮和毁灭，又怎能在全球推行你们的规则，以你们的文明标准为唯一标准？”对圆明园兽头的争夺，只是一则在中国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治性的隐喻：这是重申天朝上国的尊严，对历史不公证的判决的上诉。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心中默默保留了一个被侮辱的祖先。

不知是谁，将19世纪英法贫穷、悲惨的贫民、农民与失业者投入了中国（是英王与法皇吗，但他们难道不只是历史的木偶？）；不知是谁，将圆明园摆在了他们面前。这些昨天城市里劫掠的流氓、失了土地的农民、往日的被践踏者，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圆明园辉煌的皇家园林面前时，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法国史学家布利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是一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细致记述。他提到，士兵们起初按照命令，一切保持原样。但当第一个人经受不住诱惑开始抢劫时，所有人都突然陷入了欲望带来的集体疯狂。历史就是这样，在宏大的同时，又是如此关注细节。没有人是天生的强盗，没有人是天生的受害者。那些士兵本是值得可怜的穷苦人，但当历史的机遇来临时，一切都被无可挽回地决定了。

时间向前一百五十年。今天的欧洲早已不是我们在历史文卷中看到的野蛮的景象，Flora Tristan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梦想，已经在欧洲实现。事实上，历史仍然做出了判决，而旧欧洲已经被惩罚了两次：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这把欧洲用来对付中国的利剑，已经将旧欧洲自己砸得粉碎。从德法边境几千公里的战壕、凡尔登的绞肉机、到将德累斯顿变成火城的火焰风暴，以及完全被炸为废墟的布雷斯特和旧伦敦，欧洲已经死了一次，又复活了一次。

中国也是。中国有了傲视全球的经济增长，有了国际上的地位。不同的是，无论经过多少次革命，中国仍然没有从祖先的阴影中走出。或者说，中国全力发展的心理动机，都是建立在“落后就要挨打”、重新强盛并向历史讨回公正的基础上：“两次大战就是对欧洲的惩罚？这不够，我还要亲自审判他们。”

但是历史并不因道德优势而青睐复仇者。相反，历史也早已给出了先例。深受殖民之苦的非洲，并没有因为独立而获得富强；独立后的南美，却陷入了政治腐败和经济颓败的泥沼。当他们赶走殖民者时，一同赶走的还有殖民者的另一个影子，那是关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秘密所在。

我并非鼓吹忘记悲情、忘记历史；相反，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除了耻辱与复仇之外更深刻的看待历史的方式，用更深厚的胸怀来容纳伤痕。只记得住仇恨的民族是可怕的，只有非敌即友观念的民族是幼稚的。以仇恨立足、以敌人的存在为耻辱的国家，也许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可以靠卧薪尝胆来称雄；但今天是民主与自由的时代，夹杂着重新繁荣的胜利感的民族主义狂热并不会带来掌声，而只有惊疑的目光和愤怒的对抗。而这，恰恰是中国被世界所理解的阻碍。中国虽然在物质上实习了现代化，却还需要更符合这一时代的现代精神，才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可与他们的祖先的辉煌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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