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看完一部电影或者书，上豆瓣来查询看法、评论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暴怒起来。比如说，有人评论黑泽明的《罗生门》不如警匪片，《本杰明巴顿的奇妙生活》很无聊，《毕业生》味同嚼蜡；类似的愚蠢观点事实上总是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似乎在言论自由这一政治正确框架下，畏于批评这样的傻逼们。
仅仅一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说巨人矮”是不足够的。要承认的是，在这个社会里，事物的廉价已经到了可以随意堆砌、丢弃的地步，而即时的快感总是那么强烈；总是有一些人，在浅薄的事物里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庸俗里变得庸俗，直到最后失去尊敬与体会之心，而且并不自知。
甚至于，对美的审视，这种原本应为一种人类天赋的能力，也已经沦为了炫耀和浅浮的妄言。于是在任何美的、严肃的事物和感情可以在被认知与体会之前，他们已经转过了眼去，并且为自己的犬儒洋洋自得。
我希望你能走更多的路，读更多的书，遇到更多持不同意见的、诚实的人们。如果你不能，我希望你有勇气重新开始。
我一点都不喜欢谈政治，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不喜欢在互联网上谈政治；我不仅自己不喜欢谈政治，还看不得别人谈政治。
我恨互联网，我恨每次上twitter，铺天盖地而来的泛政治信息。我恨左派傻逼，我恨右派文人。每次打开网络连接，我就由衷地觉得无聊透了。这无聊从网线里传出来，密密麻麻地爬到我屏幕上，跟蚂蚁似的组成俩大字儿：没劲。后面跟一个轻描淡写的句号，而不是感叹号。
人人都守着自己的立场解读传了不知道多少手的消息，人人都准备洗脑别人或者接受洗脑。在网络上人人都是福尔摩斯，揣摩着中南海和成都公交燃烧背后的阴谋（视频为什么是镜像的？这一定有阴谋！）
一旦你小心翼翼地发表一点个人言论，比如，罗京是个大傻逼。你立即就会被迫走上政治的舞台，被截然对立的立场拉拢或者打击。信息的操纵者和吸收者们在每一个层面发挥着作用，屏幕前的你找到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然后一逞口舌之瘾。
这就是你的政治自由？得了吧伙计，这是K粉，杜冷丁，你打针上了瘾。你以为你在信息中找到了出口，其实你只是被这种即时的快感吸收。log off之后，现实还现实，只不过从左半身不遂变成了右半身不遂。
真正精明的isp应该打出这样的广告：新媒体（飞机爆炸、汽车着火、深圳高管出事，直接送达你桌面）、草根博客（发布你的屎）、社交网络（more sex!），劲舞团（想操90后吗？）还有数不清的即时快感，让左派们吸取环球时报，让右派们膜拜哈耶克；让人肉搜索起来，让你从上到下地摇摆起来！我要黑莓、诺基亚；摩托罗拉网络功能不太行；我要智能炒股，炒美国的股，跑到柬埔寨都能炒美国的股；我要上博客推荐首页，我要拥有自己的粉丝团；我就是下一个王三表，我就是新一代意见领袖。
只需每月200包月费，预交一年就能免费得到一个无线路由器，配备上最新的手持设备或者膝上设备，让你随时在20乘20的空间内享受虚拟性爱，虚拟粉丝，虚拟政治自由；还等什么，快来使用1和0的special K，让你自己立即麻醉起来！
首先转载朋友tomshiwo的文章，《一条音轨的死亡》
by tomshiwo
“一条音轨的死亡其实就是它不再发声，进而变为图像，就如在新闻联播的时候关掉声音，看到两具僵硬的躯体的唇的波动，这种波动的幅度与情绪是如此精确，以至于即使忽略其后的声带运动也可以自成一种机械美感。几十年的震颤与上下颌的开闭，却总可以与波动间歇的图像情绪相匹配，丰收，竣工，盛世一个节奏，英雄，典型，伟人一个节奏，敌人，叛徒，暴乱另一个节奏。节奏的稳定似乎成了音轨的核心价值，而非声带与声带的所指————也许根本不存在一个人的声带？而只是一部人形的收录机在那里象征，排他，用堆积庄重与静穆的能指的方法来结构复杂的事实。那几条老音轨、那几个老节奏持续进行着一种意识形态混音，政治DJ一般不断释放着欢乐迷醉的和谐伦理，供人民从中采样、摇摆、休眠————相当于对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每24小时做一次直接、有效的解释与解决。
然而今天有一条音轨死亡了。不是关上电视让它在7点到7点半间暂时死亡，而是一个人变成了他的遗照。但这种真实却是古怪的，因为很难不带有“人形收录机宣告报废”的意象。那个非人的音轨与其代表的不死的立场似乎永恒的在中国人的晚饭时间发生，虽然其后紧接着的广告与天气预报在声音质地上仿佛否定了前一个半小时，但人民却如此热衷于这种衔接的逻辑：同一条音轨从虚无到真实的顺势而下。这便是当代中国生存游戏的一部分，因为可以降低聆听与思辨的压力，便对从中心发射出来的声音犬儒且依赖————从新闻联播到广告再到天气预报，如果联合起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几乎满足了当下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所有幻觉与欲望。
今天有一条音轨死亡了。有人竟然哀悼这个“声音”，多么的多此一举！因为“声音”是不灭的，换上一条新的音轨，节奏还可以继续稳定与准确。还有人说他会在天堂里播音，但可曾想过他曾经播音的地方要比天堂不知虚幻上多少！所以，这只是一个人的死亡，一个真实声带的死亡，一颗螺丝钉的死亡。也许唯一有趣的是这个死亡带来的葬礼使得众多音轨们暂时变成了声带们，他们为同伴守灵，祈祷，默哀，但此过程只能进行到明晚7点之前。”
——————————–下面是我写的———————————————————-
罗京死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更与童年记忆有关。
他年富力强，适合各个年龄、各个阶层的人欣赏。他就像是孩子们精力充沛的父亲、青年人精明干练的对象、老年人满意放心的孩子。甚至，在他面前，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人，也会不由得感到他唤起了自己童年时，对严肃又温柔的父亲的向往。 你们全都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了，而且这完全是性驱力的，别提什么国家、民族、大义，这完全是荷尔蒙的结果，全都是关于性的！
他那个秃头，那个时而严肃时而有节制地微笑时而发出胜利号角一样召唤的声音，简直就是我噩梦。我相信，不仅对我，也对无数人来说，要是党会说话，他说话的声音肯定跟罗京一样；要是党有脑袋，他肯定也是个秃顶。
那句螳臂挡车的歹徒，跟我幼年看到的电视上播出审判大会的记忆融合在一起，带来深深的恐惧，但同时令人恶心的是，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圈 套，但仍然免不了感到一种甜腻的受保护感：他面带慈祥，用明朗的声音宣布胜利，用爽朗的大笑面对危险，用激昂的不屑面对敌人，他明明是在对我说，是他保护 了我，他让我不受阴谋、爆炸、颠覆的危害。
他只用语音、语调，甚至不必吐出一个完整的词，就能给我带来相应的情感、思维；很多人夸他专业好，很多人发问，他走了，还有谁能接替他？还有谁能替他传达声音？没有了！太可怕了！人民群众不希望他走，人民群众爱上他了！
现在他终于死了，死了！！而且是癌症死的！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就隐隐感觉到不安，想要躲避，直到最近，看到马格南图片社拍的照片，我才突然想起来，他的 声音总是伴随我童年记忆里电视上模糊的审讯室，被枪指着、被手摁着的脑袋。电视里给我展示着敌人的下场，他的声音宣布着又一次胜利，从那以后我就感到自己 内心有什么东西被锁上了。每次我想要突破这个锁，就听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跟我讲述什么，带着电视信号扭曲的兹兹声，只有声调、声音，而听不清楚具体的内 容。但我能从这声调里分辨出来他的情感，并且同时感到安全和恐怖。
有两种犬儒主义。第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吗，仍然去干的，比如技术官僚，他不知道自己的技术要被用来干嘛。但他一律服从命令；第二种，是知道自己在干吗，并且努力去干，以赢得最大的利益的。
第一种人，构建了整个体制，他们是体制上无忧无虑的螺丝钉。有人说，批判罗京？他不过是在做自己工作，那不是连我们这样做自己工作的人也要受批判？这种人完全不敢相信有一种除了体制和社会以外的，更高的衡量价值在
第二种，是体制上促进齿轮转动的关键部分。他们驱动整个体制运行，并且知道怎么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好处，好让最后自己变成机器上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罗京成功地变成了这个核心里最重要的一部分，用他最擅长的语调和语音，使所有人都感染了斯德哥尔摩病毒。这些人在他死之后，由于失去了加害者而伤心欲绝。
我一直默默期待他的死亡。不为别的，就为解开我头脑里那个从来都赶不走的声音。
后记：
转了一篇朋友写罗京的日记，自己写了两笔感受，结果现在这他妈成了个事儿了：有人暗地里留言给我，有人发信给我，有人到处转帖，有人替我摇旗呐喊。 幸亏我这儿留言很紧密：验证码特别难看清，而且一输就得俩单词。许多人不知道怎么玩儿而知难而退。自从昨天恢复了统计插件，就这一篇博刷刷的24小时两千 多浏览。阿弥托佛，我写了那么多读书笔记都没这么高浏览。
骂两句死人还成事儿了，你真不知道这么多人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本来就没什么事儿闲的。
人死不死，关你屁事。你要流泪你要感动自己闷家里哭去。我有恨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人权。还有，删除不顺眼的评论，也他妈是我基本人权。花钱上网没必要给自己添堵，我的地盘我做主。
去年的四月，我住在蒙马特高地一处小房间。下楼向西走上几百米，就是红灯区和亨利·米勒常去的Wempler咖啡店。二月与三月都是雨季，我的窗户漏雨。9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马桶，一个灶台，还有一个淋浴。除此以外，就是成堆的书，寸步难行。
从4号线的Barbès-Rouchechuart下来，有阿拉伯人冲人群兜售走私香烟。他们的台词只有一句：“Malboro trois euros, malboro trois euros”。有次我与一个朋友路过，满耳都是妈了剥猴脱啊泽猴，我随口问了句除了万宝路还有没有别的。立即有阿拉伯小青年带着被人轻视的愤怒表情冲我喊，大麻鸦片可卡因海洛因还有姑娘，伙计，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句话基本是我住的街区 的最精确描述。但是需要冒险。05年我从新京报辞职，吃散伙饭时一个哥们跟我吹嘘如何在蒙马特看脱衣舞，五欧十欧地往人胸罩里塞。后来我亲自在这里驻扎，知道了丫当时肯定进了专门坑蒙游客的黑店。其路数基本和国内相同。姑娘坐上腿就要点酒，劈一个叉就要再喝一杯。一杯五百。在国内不拿钱就上一群保安，在蒙马特是不拿钱就上一堆黑人阿拉伯人。我听过另一个哥们讲他的传奇身手，他看到三千多欧的账单时脑子一炸，眼看着黑人还没围上来，拍案而起跳上桌子，先一个凌空飞踹踢倒收账的伙计，再一个猛冲撞倒旁边的黑胖子，跨栏跃过沙发，跳上桌子，凭借高度优势一个高跳而到门前，破门而出；门外阳光惨白七八道，路人零星两三个，他拔腿就跑，后面带出一群黑胖子和阿拉伯平头。黑店黑社会都由平头跟胖子组成，这点和国内也是一样的。
楼下的taxiphone就没那么走运。这家店专营手机电话卡网吧，兼带买卖各种带着来路不明气质的玩意儿。我和他们混得倍儿熟，并不是因为我也在做这路买卖，而是因为我在他的电话亭里开始了一次恋爱，又结束了这次恋爱。打往中国的电话每分钟0.25欧，开始每次都要付上五欧，后来一分钱也付不掉，因为每一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们的修理工是个蔫坏的摩洛哥人，一脸怂样，知道我在电脑街打工就经常跟我打探配件和维修报价，有一天他拿出一个ibm笔记本，问我能不能解bios锁。我说这活儿你们干不了，得有热风枪编程器解码程序和精细手工。首先要吹掉加密芯片，再把电脑用读取器连接到电脑上，然后用解码程序解出密码，最后重焊芯片。这期间，要将临近芯片保护好，并随时掌握距离以免主板变形，云云。他听得肃然起敬。再后来他就进了局子。其实不光解密码他干不了，卖脏货这事他一样干不了。要吃上一口饭，不仅要有一口利牙，还得有脑子。他没脑子，不像老超。
老超北大毕业。七八年前，在他仍然青葱的时候，就成了各高校自行车手机的大总管。每一个被窃的手机，每一部丢了的自行车，每一个被撬的锁啊还有那些不知来路的钱包，经过一只只手，一扇扇门，变成了老超手里的现金流。后来老超进了造飞机的学院，在空客A380和欧盟战斗机的零件堆里，在人人都穿白大褂的实验室里，老超一只手握着板钳，一只手握着假visa卡，跨出波尔多，迈向巴黎和北京。
他带着装了几十个ipod跟手表香水的行李箱闯过关，他给人做教育部都能查到的假文凭；福建帮温州帮？那就是老超的亲戚，一起上过揭黑的节目，不过别人的脸都是健全的，他们的脸上打着马赛克。老超信奉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还信奉狡兔三窟。所以他住在警察局边上，货存在另外一地，并有第三套房子闲置随时可以搬入。他凭一张嘴，专门靠说服爱慕虚荣的年轻少女为他盗刷信用卡挣钱，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最得意的时候，他泡着三个女人；最失意的时候，一个大子儿没有，门前轮换三个帮派盯梢。起起落落，千金散去又复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约设备制造商代理七八十种中子激光美容去瘢护肤器，还开了一个美甲店。谁能知道，这个尚未中年已发福的男人，已经历经江湖起落，打过自己的官司，上过别人的床；倒过一趟就是几十万的货，又被人前后门堵过？每次看到他，我都在怀疑，这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在他的似笑非笑之后，给我讲述的一切，其实都是假的。
去年的4月17日。每次我想起这一天，耳边总响起是一片雨滴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其实雨季已经过去，那天根本没有下雨，卢森堡公园的郁金香全开了，黄灿灿的围在玛丽女王脚下。天蓝地绿。到了夜里，房间里还残留着烟味儿，酒味儿，生日蛋糕，还有胡萝卜和意大利面的味儿。与此同时，肉体的味儿也蔓延开。这一天，我打了一个电话，盘问出一个十年没有见面的兄弟。这一天，我彷佛又回到了祖国的时区，回到了经历过却未曾回想起来的时间里。那里有一片深蓝色，触手可及的夜幕，海浪轻微拍打以及夜半灯塔的光。赤裸地开始旅行，经过航道与暗礁，如加缪所言，如一趟航往印度的游船。
去往印度的游船？等等，要是让加缪看到了我的邻居，他就会改为，一趟开往中国东北的游船。在我的隔壁，每天淋浴响起五次。我曾经为此事迷惑不解，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个法国男人，我的房东，带着苍白的脸出现在我房里。我们谈天气，谈人，直到他突然把手放在嘴唇上，让我竖耳倾听。
我听到了什么？钥匙的轻微声响，故意掩饰的脚步声，随后门被静悄悄地关闭，再无声息。我问那个男人，这究竟是什么？他带着一脸观淫癖满足了的表情对我说，这是你20欧元一次的邻居。后来我见到过她，带着一个刚从菜场回来50多岁的法国男人，戴着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风衣，三根芹菜从他的篮子里探出头来，由于刚刚爬过六层楼梯而气喘吁吁。她肥硕色衰，也是50多岁，带着毛泽东时代东北国企的铁锈和下岗工资，一次殖民等于20欧元。
其实我怀疑那个房东并不清楚行情。后来我探访到一个她们的聚集地，那天和平常的每一天没有什么不同，4月阳光初露，微风习习。我以找房为名，联系上一个东北口音的女人。她领着我进了一栋豪斯曼式的公寓楼。墙粉和木头散发着从拿破仑三世开始所有雨季积攒下来的腐烂味，并混着20世纪中国餐馆后厨特有的汗液与烂菜味。门廊的玻璃上警告着住户不要随意出门，若当街被捕自负全责；两个阿拉伯人在墙角持枪抢劫，夜半敲门万万不可应答。她带我进了房间，指着一床烂褥对我说：“一个铺位每月两百。”在她怀抱的襁褓里，一双眼睛出神地望着我。
暗访完成后我踏上回程地铁，美国和欧洲游客穿着鲜亮性感、昂首挺胸说着七八种语言。他们怀里揣着通往幸福的visa和mastercard，用代表成熟稳重的黑莓手机，即便在万里之外的欧洲也可以买卖美国股票，并随时闪电般地回复商务信息（BlackBerry业务是指电子邮件到达集团客户邮件服务器后，通过端到端的安全连接，主动推送到集团个人客户移动终端，使其随时随地接收、回复、转发 和撰写电子邮件的业务形式。BlackBerry业务融合了业界优秀的软件，服务和硬件，为公司环境提供了端到端的企业无线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一个毛泽东时代出生的东北下岗女工，年轻时代的劳动能手，正在向东十五公里处，与那栋公寓一起慢慢腐烂。如果她们成了泥，那是为了她们仍然在国内的亲人们，能在失业和衰老中再养育出下一代。想想你是怎么给蛇头交了十几万人民币才来到这里，想想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那就大减价吧。被殖民者与殖民者握手言和，五欧一次！一切为了儿子！
人人都想要点什么。到了晚上，在每个没有路灯的角落里，都有一个人张开了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静悄悄地发问，你想要点什么？其实这只是一个语义的陷阱，他们真正想问的是，他们究竟能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
对了，关于那部名字经常被人引用，却很少被人完整观赏的电影，它的名字叫《爱比死更冷》。每次我放这部片子都没看完，有时是被轻柔抚摸打断，有时是被一根叶子。上一次航行，我还同时看了一部日本大cult片。最后，在那部片子的结尾，伴随三流肥皂剧结尾曲似的日本摇滚乐，我看到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混在其中，他们梳着明治日本的发髻、穿着木屐起舞；他们的名字挨个打在出场的字幕上，有的人是场记，有的是演员，有的是死跑龙套的，有的是我。这些名字挨个滚动，直到剧终。
2009年4月7日
北京
初稿
先上几张采访时拍的照片，正文见报后再贴。
本期南方周末有一篇两会代表提案报道，冯骥才的《被肢解、被祸害的文化遗产》点出的问题正是这次潍坊之行需要传达的信息：从六十年代开始，手工艺人和农民先是被政治力量摆布，10年里每天下地挣工分，年画和风筝被禁；八十年代开始，又商业力量摆布，原村落被拆迁改建集体风筝厂。伴随着工业化风筝生产，原村落又逐渐被旅游开发所吞噬。明朝时期留下来的村落变成了大观园式的游览景区，原有村落的经济文化生态被彻底破坏。乡村经济的文化产物–风筝和年画如今成了流水线操作的工业产品，传统的手工风筝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村中青年人口大量流失，无人继承在几百年间都没有中断的传统。运气好的人赶上了工业化生产和商业化的浪潮，运气不好的，在拆迁与经济压力下连生活都难以维持。
商业和政治的力量变成了非常现实的两个主题：工业化生产和拆迁。工业化生产已经灭绝了传统文化手工业的商业前途；卖地拆迁消灭了传统手工业存在的现实基础。最后，村落作为一个整体消失、分散了，只留下了一个打扮光鲜的大观园，一个只剩肉而没有魂的风筝工业。
随便上几张照片吧。。
整理了一下几年间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了起来。
从2003年开始到今天，毫不停顿地走下去。没想到如今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下面开始。
搭车客的星际旅行指南前传，小时候到长大成人。
大概四岁，在黄河滩边。
大概6岁，在河南大学的幼儿园，这是河南大学当时的花园
大学二年级。整个少年时代基本没留照片。
大三那年姥姥去世。这是我的一个远方亲戚，我叫她姑姥姥，靠在相国寺与龙庭门前给人相面为生，是本族人的笑料谈资。我很多年没见过她了，听说前几年精神分裂，不知是否仍然在世。
姥姥是最疼我的人。她是江南望族后裔，家谱传到我这里是第十五代。后来一家人流落出来。当我姥爷还年轻的时候，城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提出来回河南乡下种地。听了这句话，我姥姥捧起床边满当当的尿罐摔了个粉碎，于是他们留了下来。她生前在化学厂和火柴厂工作，听他们说，姥姥死的时候肚子里全是瘤子。
2003年，前传结束，星际旅行开始。
2004年，在广州工作生活了一年，在那儿我从饭馆里买出了小火车。割了蛋以后，他就精神分裂至今。我给他做过一次智商测试，结论是“幸福的傻子”。
2005年，北京。拍照这一天接到面试通知电话，在北京工作了半年。旁边是中俄交易市场，满街脏水和俄罗斯人。
2005年到2006年，跑到了法国南方，在beziers驻扎下来
2005年，在西班牙和法国交界的小城旅行。在Figueres拍的。德国人开车时这样说：“在德国开300才不算慢。”然后他加速到290，说，你看。
2005年，在narbonne附近的城堡，远望可以看到比利牛斯山的雪光。
2005年，在sete旅行拍摄。
仍然是2005年，Avignon的教皇堡。12月时去的。
2005年，这是在戛纳。后来我在尼斯的海滩躺了小半夜，带走了两块鹅卵石。
2005年，Avignon与尼斯后，走到了摩纳哥，被地图彻底骗了。简单地说，我以为那是10000：1的地图，其实是100：1
2005年底，在图卢兹过了春节，与朋友一起吃火锅。
2006年，我在波尔多
2006年，波尔多附近的Arcachon，欧洲最大的沙丘
2007年，在巴黎。
2008年夏天上路，里昂没有留下照片，这是在马赛
2008年，在Arles
2008年，走到了布雷斯特，在这里待了半年。
2008年，在布雷斯特旁边的小岛探险，沿着照片里这条桥走下去，会到达一个内湖。我刚扭头，就有一片水鸟从湖面上飞了起来，没有来及拍下。Morlaix没有留下照片。
从2003年星际旅行开始，居住了半年以上的城市有：广州，北京，Beziers，蒙彼利埃，波尔多，巴黎，布雷斯特。
那么还有7天，搭车客星际旅行指南就要继续进入第二章了。
今天是1月7日，我还有3个多月到27岁。我有书二十多公斤。鞋三双（慢跑鞋、帆布鞋、雪地靴），裤子三条，Tee三件，外套两件，大衣一件，一盒子的照片，几十张用过的火车票，一个禄来35 led，14卷未冲的照片。三年间写出来小说八千多字，情书一两万字，读书一百多本，刚开头的论文一篇。
谁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在哪儿。旅程必须继续。
但是，我决定转战Fuji Instax。
原因1：polaroid 600曝光极不好控制，废片率太高；
原因2：Fuji Instax胶卷为polaroid 600价格的四分之一
并且Fuji Instax就目前看来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宝丽闹们转战Instax吧！
怂怂是一只黑猫。我的房间跟所有房间一样，有衣柜、沙发、椅子，但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的水池子。他能在里面待上一天，有时候仰头看看窗外，有时候盯着我，更多时候盯着下水口。这时候，他的耳朵就停止了摆动，目光凝聚在下水口上。
我特别讨厌他这个习惯。我会恐吓他、冲过去揍他，把他一把从水池子里拽出来，然后敲他脑袋，直到他低下头，耳朵垂下来，眼睛不敢看我为止。但有一天我发现他在google着读毛泽东全集，这之后他就学会了麻雀战术和敌进我退。所以我经常在看书到一半时突然发现他蹲在水池子里看我，那感觉就像一个好梦突然被噩梦打断。
今天早上，他又在水池子里拨拉勺子。冬夜寒冷，被窝暖和，勺子刮在水池子壁上哗啦作响。我怒发冲冠，又不舍的离开被窝，便奋力对他投掷了《西方艺术史》、《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还有一本高更他奶奶的伦敦游记，并且下决心起床以后要把拉鲁斯法语词典搬上床，做重磅炸弹用。他惧于我的远程打击能力，奋力逃跑，倒了半天腿才跑起来，我这才知道动画片里的人物要把腿倒成轮子状才能跑起来，也是真的。
现在是下午五点多钟。海鸥在窗外像鬼一样叫。虽然有落日，却照不到我的屋子里来。我面对电脑屏幕，各种破事层出不穷——删博客spam，回朋友邮件，在论坛上跟人对骂或者被别人骂，心里暗暗打着论文的草稿，还得跟怒气冲冲的论坛成员解释删帖原因。
但是他就坐在水池子里，纹丝不动。窗外的光已经渐渐暗下去，屋子也渐渐暗下去，他坐在水池子里，只有一片模糊的轮廓。
我突然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多么无聊。我被一堆虚幻的琐事围绕着，并且虚幻地找事，好让自己感觉并不孤独。而他正凝视窗外的海鸥，眼神里没有敌意，没有好奇。他并不在乎呆在一个水池子里，而我必须努力给自己寻找一个目的。他望着我的时候，那眼神就像一个在五台山顶，蹲在厨房水池子里里打坐的和尚，平静得让我心虚。
注：这篇经删节发在《南方人物周刊》，但删节太多，这里贴一下未删节前的二稿。
没见到的人
我在想念这次旅途里没有见到的朋友，比如未名。
未名是山东人，大手大脚，前额秃了，一嘴八字胡，左眼是瞎的。
地上散散乱摊着他的小提琴盒还有一条军用旅行袋，盒子里面全是硬币。他冲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喊：”傻逼，滚蛋！”
虽然他拿出来了合法的10年居留，警察还是说：”拿上你的东西，跟我们走。”
我觉得这样下去他可能会在号子里蹲上几天，就上去说：”别着急，慢慢说，我觉得他人不错。”
警察瞪了我一眼说：”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吧？你真觉得他是个好人？”
我说：”其实他也就在街上拉了会儿小提琴。”
警察没理我。未名冲我哈哈地笑喊：”没关系没关系。这帮傻逼吃饱了撑的天天来管老子，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留个电话，晚上我们喝酒。小事，小事。”
我给他留了电话。他背上袋子跟在警察身后慢慢走开，人群也散了去。
我本以为那天见不到他。没想到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喊：”你小子可以嘛，敢对警察说没事别着急，这帮傻逼是警察，急了要打人的。”
我说：”我又没说什么，倒是你，我还以为你晚上出不来了。”
他喊：”没事没事，这帮狗娘养的每天吃饱了撑的来管老子拉琴。我怕他吗，我不怕他。他把我拉进去也得放出来，没事没事。你小子怎么样，晚上来我这里喝酒，我知道一家餐馆，10块钱吃饱！”
我答应了他。他住在St Michel，波尔多的移民区。街道狭窄潮湿，偶一转头，就会有一扇高高的窗户砰地关掉。走到一片开阔的广场，摆卖阿尔及利亚特产的小店还未打烊，老移民穿着阿拉伯袍子，在咖啡店前坐着。他领着我进入小巷里一扇小门，关上门就是一条黑暗的楼道，刚听他说小心，脚下就绊了一跤。摸黑拐了几个弯，眼前才出现亮光。
他打开门，一间屋子不过七八平米。唱片散乱一地，夹杂着七八把小提琴，已经被拆得不成样子。
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琴？”
他喊：”琴不好，不好。你看，这随便一把都要好几万，但我不喜欢，都是大便。拉了一段时间就不喜欢。我现在拉一把国产的，两千块人民币，非常好，非常好。来来你不要客气，我这里还有酒，我们先喝，喝差不多了我们去吃饭。那家店真是好，真是好，10块钱随便吃都能吃饱。”
我们就喝两公斤盒装的红酒。劣酒劲狠，不一会儿就有点醉了。
我看到一叠照片，里面是他各种时候的照片：年轻的，与不同的男人和女人的，在俄罗斯街头拉琴的，在西班牙河里捉鱼的。越往后，他的面容就越老。再后来，就有两个小女孩与他的合影。他与一个西班牙女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他给一个取名叫喜马拉雅娃，另一个取名叫珠穆朗玛娃。我翻到一张明信片，上面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写：”未名，我和喜马拉雅娃都很爱你。”签名是一个西班牙名字。
我说：”你女人对你不错嘛。你干嘛要跟她分开。”
他频频摇头，咂嘴说：”要钱的，要钱的，不要理她。西班牙好哇，你没钱，去西班牙做按摩，一天能挣五百块！”
最后一张，他趴在地上，左眼一片血红。
我说：”你这是怎么搞的？”
他喊：”跟阿拉伯人打架瞎掉了。阿拉伯人打架厉害，我一个人，他们好几个人，把我打得动不了，就在这条街里。这只眼后来就瞎掉了。”
我们半醉着说了半晌。他说，他弟弟在哈佛，父母黑在了美国；他在法国，却没钱去看望他们。虽然他一直隐晦，但也能听出来他弟弟混得并不如意。父母既是黑人，也就无法合法出境。于是一家人就此隔海相望。然后我们摇摇晃晃地起身，去他说的那家餐馆。那家餐馆确实好，他不会点菜，我也不熟悉这家餐馆，就让招待随便给喝酒的人上了前餐，等羊排和烤牛肉上席的时候，他就高兴起来了。其实我不太记得当时我们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一直在争执。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摇头说：”你放屁，你不懂。”我要是急了反驳他，他就喊：”张爱玲说的好哇，因为慈悲，所以懂得。你不懂，你不懂。”他问我将来做什么，我说肯定还是做记者，他喊”你做，你做，你有文化，你知道不知道西班牙都是青田的农民在做报纸，这他妈的能做出来什么。”最后我们终于把桌布都扯到了地上，出来之后，我们一起对月亮撒了尿。
当天晚上我借宿他家，做了一夜乱梦。有时候是有人在呼喊，有时候是坐的船在海上摇摇晃晃，发出吱嘎的巨响。
等我醒来之后，他喊：”你小子打鼾这么厉害，我被你搞醒好多次，每次都得踹你的床。”
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梦到船在海上摇晃。
临走时，我看到他墙角摆了把沾满油污，还剩四根弦的吉他。他见我把琴翻来覆去地看，就喊：”你喜欢？你喜欢就拿走，送给你。我以前有把更好的值几千欧，被一个婊子给偷了。妈的婊子又不懂琴，肯定是一百块钱给卖掉。要不然也送给你。”
后来，我被索邦录取，但没钱搬家去巴黎。他说：”你不要到处借钱，借不到的，你以为别人都比你有钱，别人有别人的花法，你用你的花法去看别人，自然觉得有钱，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钱。你不要借了，借不到的。我是走不开，不然我去巴黎，我拉琴养你上学。我一天拉五十块钱，肯定够我们用。你不要借了，借不到的。”
但我还是去了巴黎。冬夜寒冷时，他给我打过电话，仍然喊着。我不得不把电话离开耳边一点，听他喊道：”你小子，可以嘛。你小子要发财啦。别人跟我说什么巴黎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我说狗屁，你去不了是因为你没本事，你傻逼，你有本事了去看看，那是首都，文化之都。我最近要去西班牙，你找不到我，我有你电话，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后来我又见到了许多人，包括《美丽城记事》里的那对夫妇，在Aubervillier卖牛仔裤的李老板，在Mongallet电脑街开店的北大毕业生老张，三角眼的Taki（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虽然他是温州人）还有他的非洲人手下Pathé，航空学院毕业生同时也是假卡集团头目的老超，还有我住蒙马特时从未见过面但每天能听五次淋浴声的邻居。
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未名。
03年我在广州的时候，吊儿郎当，胡混八混。主编给我稿子我不写，该发的稿子一律堆着。每天坐201从某个医院旁边里的城中村过半个城去上班。时值夏天，车厢里臭气逼人。有次我买了一兜桔子，不小心散了一地。一个中年妇女冲上来，手脚并用，立即全数收入囊中。我在一边看着，满头都是汗，根本来不及抢。
每天我下班的时候都天色渐晚。公共汽车从从震耳欲聋的高架桥上下来，我随即带着初级白领的神情混入城中村。有一次城中村小卖铺—-广州人管这个叫士多—-的店主眼神明亮地指出我的五块是一张假币，我到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五块也有假钱。后来听说专门有人造1块钱的假钢蹦给公共汽车使，可见我国经济其实一年不如一年。种种诸如此类的事情就诸如此类地发生着。有次我去城里找一老编辑看稿子。老编辑眼镜反着光，刷刷地翻着，一目十行，最后告诉我：“这是五十万六千三百字”，我就很折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蒙我，其实那是四十八万六千多字。当时我很嫩，嫩到别人正经地唬我的时候，我全都当真。
然后回城的路上我就看见一个死人。这就不是唬我，是当真死了。一个黑西裤白衬衫的中年男人直挺挺地躺在路边，脸上铺了一张报纸。那么多人围着他看，他连根指头都不动一下。第二天素来以一惊一乍见长的《南方都市报》就出了稿子，据闲人称，这名男子是走着走着就倒了没起来。最后报纸呼吁市民要关注健康，有病治病，没病也去看看。我看了报纸后在边角批注了一下：你们也应该都去看看。只是该批注无权下发各单位学习。
当年夏天下了很多怪雨。我前脚进编辑部，外面就开始轰轰地下雨；我后脚跨进家门，雨就刷刷地停，连午饭时间也不例外。所以虽然下了一个夏天的雨，我从来没淋到过脑袋上一滴。后来我才知道老天爷也是打卡上下班。有时候我编着稿子，抬眼一望窗外，就能看见对面居民挂着的被子在下猫下狗的大雨里招展飘扬。每天都下雨，每天都有被子如此飘扬。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神经病，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神经病还是庄子。齐泽克说这个梦有个怪异的地方，就是我梦见自己是神经病的时候，神经病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我的。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才猛然明白过来，管齐泽克说什么呢，我从头到尾都不是神经病，是天天在瓢泼大雨里晾被子的居民们发神经。这个记忆的纠结点就此解开。
有时候雨下完了，我顶着鸡冠头去菜场买菜，腥膻之气扑鼻而来。后来我在这个倒闭关门的杂志的最后一集里写，这时候广州闻起来就很像一个海滨城市。
记忆的跳跃点纷乱复杂，我在找哪根线能引着我最后找到小火车，却只能停留在天色昏暗，公共汽车于天桥上盘旋下行，臭哄哄的人群涌入城中村之时。想起城中村，却又想起我第一次见到邱大力。那时候他住在9楼，养了9只猫，被邻居偷吃了一只，还剩8只—其中3公5母，假设每月被邻居偷吃1只，请问现在还有几只。他养的猫个个尾巴都竖着，精神矍铄，每天攀爬9楼出去打野食，满脸狐疑鸡贼像。我养的猫各个尾巴都垂着，其中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并且统统记吃不记打，一听见猫粮倒在碗里哗哗地响就旧恨全消。猫和猫的差别，人和人的差别，就此可见一斑。他家厕所是个坑，里面埋藏着还没冲下去的屎撅子；门上贴着小纸条，全是中国如何如何，看一眼就令人肃然起敬。
我搓着手，必须把邱大力赶出脑海。对，我们其实是在讲城中村。这个村口有一家食肆，门口一溜笼子，里面锁着各色病泱泱的猫狗。我就是在这儿遇见小火车的。当时他一身虎皮，正冲我伸爪子，嘴里叫着喵喵喵。这场景我一看就心软，食客可能就只能看出来新鲜。我就在笼子门口逗逗他，皱皱眉，然后跟其他围观群众一样消失在各个小巷里。如是者三次。最后一次的时候，叫声轻了很多，还有闲逼在旁边拿竹棍捅他。我就给他赎了身。
这个世界就怕冤大头。肯掏钱，那就好说话。公理文化猫是人类的朋友韩国人也吃狗肉法国人还吃青蛙肉灌鸭肝，诸如此类废话烟消云散，人民币最硬。几个大汉摁着他，掐脖子抬腿扔进麻袋，秤杆一轮就称出来净重8斤。既然是从食肆买，那就论的是做熟的价钱，一斤13块。回家他什么也没吃，拉了几天稀还剩7斤，请问我被黑了多少人民币。
这个时候他还不叫小火车。他成为小火车，是一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叫小宝贝，小乖乖，小老虎，小亲爱的，等等等等。打针吃药连补带养，过了一个星期，算是有了副猫样，在家里迈起了正步。温饱思淫欲，立即就开始发情。尿东尿西，抓住就打，打完还尿。
————-待续————-
插播意识流一则：
柯楠 说:
你跟历史上几个白羊座的胖子都长一个样
SLIGHT – waiting for the miracle 说:
。。。。。。。。。。。。。。。。。
柯楠 说:
你不觉得自己长得很像巴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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