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开始。

今天，Opera发布了Opera Unite服务，根据软件的文档，这一浏览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每台电脑变成服务器：你可以用opera unite在自己浏览器中开设公共memo pad，聊天室，提供文件共享服务，甚至直接用opera unite发布主页。

而十几年前，这些服务是由ISP提供的。当时最早的服务提供商，如网易（见《南方人物周刊》丁磊专访）就是靠主页托管服务、邮箱服务奠定了它的商业基石。在十几年前，聊天室程序、邮件程序、主页托管程序，都是可以卖大钱的东西。服务提供商的技术优势，恰如基督教会具有的魅惑技能，以技术赋权（神赋君权）的形式，在网络的这一历史阶段里，扮演了人类历史上开明君主的社会功能：每一台子机都是其下的臣民（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公民），而每一台子机又通过主机成为二级的信息传递通道，直到最底层的信息消化阶层，造就了一片金字塔结构的网络连接关系。并且此时的服务商，同样具有社会管理的暴力功能，不时按其意愿清扫其认为子机提供的不恰当内容。而零星的个人主机推行的独立服务，恰如马耳他岛上的骑士团，在一片皇家争夺中中据守自己的封地。这些零星的个人主机，衍生的仍然是金字塔状社会。

也恰恰如人类历史的演化图，网络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出现之后几年，迅速出现了子机间的联通尝试。napster, bearshare，甚至soulseek，这些名字我们都记得。它们的共同点是，主机的存在，已经取消了技术赋予的道德上的管理权，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子机间的互通；这是一个物理形态上以主机为核心的放射状社会结构，而在其信息的交流结构上则是网状的。主机仍然具有一些君主式的权利(kick, ban, filter），但是它的存在的目的已经与1st gen的主机明显存在不同。可以说，这种2nd gen的主-子机网络结构，虽然在物理上仍然是主机核心的，却已经具有了理想意义上公民社会的特征，主机即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public servant角色。这种架构，是所有类似于facebook的web 2.0网站的生存基础。

今天发布的opera unite，按照其设计意图，将会把网络社会结构带领入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结构：每一台子机，都可以变成独立主机，发布信息。也就是说，每一台机器都成为了（至少有权成为）核心主机。虽然这一架构的物理形式仍然是以opera unite的服务为核心的，但是它在信息传递上，成为了点状结构。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在msn, yahoo chat room, omegle, emule甚至picasa之外再多一个opera来掺信息共享的浑水吗？未必，但是opera unite的提供的以上服务的整合功能，在技术上赋予了任何一台主机成为皇帝的权利，但人人都是信息皇帝，诡异地成为了其反面——由于人人都不再具有信息特权，则只能通过协作和互通有无来进行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真正提供了无政府主义的存在的可能性。（想想看，人人只要卖力，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面包，那么面包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用于管理面包店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opera今日之发布，若与十几年前网易提供主页托管的历史开始，几乎完全重演了一遍马克思的社会演化理论和技术（经济？）决定论的正确性。但此时我们必须寻求另一个理论支点，来完成这一形而上的讨论：opera提供这一本体论上可能性，未必意味着人类确实可以在网络上建成无政府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回到梭罗，他说：“改革的动力，恰恰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一个个人首先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才能参与入这一社会；一个1st gen互联网时代的习惯用户，在面对如今网状信息传递结构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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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责任冥想，实际网络物理关系图与信息传递关系图要复杂的多，比如，点状结构下的金字塔结构。

相对于罗森堡、恩格斯，Flora Tristan的名字在中国并不太为人所知。但在19世纪中叶，她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先驱，同时也是工会理念的提出者之一。她为当时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上普遍的不幸写作，作品之一，就是《伦敦漫步》。

在这部作品里，Flora Tristan将1840年的伦敦称作一个怪兽般的城市：街上污水横流，肮脏不堪；金钱欲会在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腐蚀掉一个人，让他的心变得冷酷；卖淫相当流行。据她统计，整个伦敦居住着八到十万年轻女性，她们靠卖淫生活，每年都会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孤苦伶仃地死于疾病；社会里没有爱情，年轻女孩们被引诱、强奸，即便婚姻也毫无爱情的成分。在她看来，整体的英国社会都处在悲惨和堕落之中。

Flora Tristan没有提到的是，1840年的巴黎也同样是被悲惨笼罩的城市：法国大革命刚刚过去五十年，恐怖政治和暴民的影子在巴黎处处只容一人通行的小巷里群聚，酝酿下一次镇压和暴动。以至于1850年时，豪斯曼必须把所有一文不名的穷人、病人、革命党从巴黎阴暗的小巷里扫了出来，烧掉他们的窝棚，把他们扔在荒凉的郊区，才能巴黎建设成下一个世纪的世界首都。

但是，在社会大众层面的堕落和悲惨之外，欧洲拥有中华帝国无法比拟的工业，扩展的野心，和比枪更有力的，凝聚一心的现代民族主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焚毁的圆明园就成为了历史的多重隐喻：它的富足和华丽象征着中国的优秀，而毁灭它的欧洲人，却在贫瘠、野蛮的同时，又是国际公法和规则的制定者，现代文明形态的先驱。他们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缔造者，却又在今天呼吁着世界防范中国的民族主义。

对中国来说，西方的这一双重影像从来都是难解之谜，不甘心也就在这里：“凭什么？你们本性野蛮，国土贫瘠；若不是靠枪炮和毁灭，又怎能在全球推行你们的规则，以你们的文明标准为唯一标准？”对圆明园兽头的争夺，只是一则在中国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治性的隐喻：这是重申天朝上国的尊严，对历史不公证的判决的上诉。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心中默默保留了一个被侮辱的祖先。

不知是谁，将19世纪英法贫穷、悲惨的贫民、农民与失业者投入了中国（是英王与法皇吗，但他们难道不只是历史的木偶？）；不知是谁，将圆明园摆在了他们面前。这些昨天城市里劫掠的流氓、失了土地的农民、往日的被践踏者，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圆明园辉煌的皇家园林面前时，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法国史学家布利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是一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细致记述。他提到，士兵们起初按照命令，一切保持原样。但当第一个人经受不住诱惑开始抢劫时，所有人都突然陷入了欲望带来的集体疯狂。历史就是这样，在宏大的同时，又是如此关注细节。没有人是天生的强盗，没有人是天生的受害者。那些士兵本是值得可怜的穷苦人，但当历史的机遇来临时，一切都被无可挽回地决定了。

时间向前一百五十年。今天的欧洲早已不是我们在历史文卷中看到的野蛮的景象，Flora Tristan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梦想，已经在欧洲实现。事实上，历史仍然做出了判决，而旧欧洲已经被惩罚了两次：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这把欧洲用来对付中国的利剑，已经将旧欧洲自己砸得粉碎。从德法边境几千公里的战壕、凡尔登的绞肉机、到将德累斯顿变成火城的火焰风暴，以及完全被炸为废墟的布雷斯特和旧伦敦，欧洲已经死了一次，又复活了一次。

中国也是。中国有了傲视全球的经济增长，有了国际上的地位。不同的是，无论经过多少次革命，中国仍然没有从祖先的阴影中走出。或者说，中国全力发展的心理动机，都是建立在“落后就要挨打”、重新强盛并向历史讨回公正的基础上：“两次大战就是对欧洲的惩罚？这不够，我还要亲自审判他们。”

但是历史并不因道德优势而青睐复仇者。相反，历史也早已给出了先例。深受殖民之苦的非洲，并没有因为独立而获得富强；独立后的南美，却陷入了政治腐败和经济颓败的泥沼。当他们赶走殖民者时，一同赶走的还有殖民者的另一个影子，那是关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秘密所在。

我并非鼓吹忘记悲情、忘记历史；相反，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除了耻辱与复仇之外更深刻的看待历史的方式，用更深厚的胸怀来容纳伤痕。只记得住仇恨的民族是可怕的，只有非敌即友观念的民族是幼稚的。以仇恨立足、以敌人的存在为耻辱的国家，也许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可以靠卧薪尝胆来称雄；但今天是民主与自由的时代，夹杂着重新繁荣的胜利感的民族主义狂热并不会带来掌声，而只有惊疑的目光和愤怒的对抗。而这，恰恰是中国被世界所理解的阻碍。中国虽然在物质上实习了现代化，却还需要更符合这一时代的现代精神，才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可与他们的祖先的辉煌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

（勿转载）

1. 关于电影的意识形态，蝙蝠侠的例子：

Joker是一个不可收买，无动机的敌人，是对未知的随机危险的想象。同时，这一想象最终凝结为一个孩童式的arch-enemy，因为在人的经验里，只有孩子才会胆大妄为，丝毫不顾及后果，甚至在恶作剧的灾难里兴高采烈。Funny games中也出现了这种主角，并且两个在不同电影中的形象表现出了惊人的统一性：残忍、不停说谎、完全不顾及后果、语言和动作上的孩子气。

但是当未知的随机危险被想象为一个儿童时，儿童这一影响又同时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我们会爱上这些坏蛋，因为我们都经历过童年，每一个最淘气的孩子，由于父母为他付出的最多，则会悖论式地成为他最爱的孩子，也就是love-hate complexe。

由于成人自身身份的分裂（曾经的孩子，如今的父亲）因此我们凝视他们的目光，既有主体置换与投射带来的重返童年体验胆大妄为的的快感，又有如今成年人身份所带来的爱的气恼。最终我们还是会原谅他们，包容他们，因为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部分一样柔软，又有着本能父爱的保护欲。

当我们将危险认知为儿童的形象，并因此爱恨这个邪恶儿童的形象的时候，一个意识形态模型就成功地出现了。它会以各种方式投射在现实中，从各种方面决定人的行为。

2. 历史进步主义的幻想

蝙蝠侠是基督教最终审判的人格化身：他没有唯一管辖区域，可以在任何地方执法；他的参与将决定一方的失败与胜利；最重要的是，他的存在赋予了暴力以意义。在这一意识形态幻想里，没有一滴血是白流的，没有冤屈的无报偿的付出，也没有可以不被清偿的罪孽，一切都会获得公正的报偿。

在哲学意义上，蝙蝠侠同样是历史进步主义的人格化身。在历史进步主义中，一切都会得到报偿。蝙蝠侠是历史进步主义对无意义的、善于遗忘的世界的争辩。

蝙蝠侠的面具注定不能摘下，当Harvey戴上面具时，他就是基督，而他摘下面具，则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具赋予了蝙蝠侠以力量，而不是蝙蝠侠赋予了面具力量。正如levi strauss观察到的，在雨林中，面具象征着权力，而不是戴了面具的人，人所崇拜的只是面具这一符号。类似的，国王的印章才是权力之源，而不是国王本人。受到崇拜的，只是印章这一个符号，以及符号后代表的社会秩序。

Dent作为一个人性的人，被描绘为同时具有善与恶两种属性。这种双重性最终导致了Dent的灭亡，其中的morality，即是在训导人不可自扮上帝。然而最终结局里，将船上的人设定为以群体的良知获得救赎，又同时肯定了人普遍的善。

整部电影在矮化了个人的同时，崇高化了作为群体的人。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制造的、现代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它将崇高投射到了“人民”这一虚无的所指，肯定了最终审判的必要。这里不需讨论究竟是美国人需要这样一部电影，还是电影被制造出来强迫塞给了美国人。只要知道，这一基督与救赎、人民与崇高的各个模型内在的装置关系，就可以破解大量的现象。

3. 对“人民”审美

如《日本文学的现代起源》所讲述的一样，日本在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将“人”作为审美对象，并体验崇高的现象。这一文学现象所伴随的，自然是想象中的共同体的产生。而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中，当一个当选政客对选民说“你们胜利了，政治失败了”的时候，他已经在话语中成功附身“人民”这一符号，并引起了听众对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崇高体验。而他本人，亦被符号化为这一共同体的崇高代表。

“我们”是必然地正确、崇高的。对“人民”与“我们”进行审美，既是对自身身份的想象与认同过程。

4. 寓言的谬误的语言学基础

在伊索寓言的蛇与农夫，以及中国的东郭先生的故事里，蛇与狼都最终攻击了他们的救助者。如果我们将寓言当做一个语言学对象，一个意识形态的模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蛇之所以要咬，恰恰是因为他本来就被讲故事的人设定为蛇，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他的表象与本质是一致的。

当我们使用这个隐喻来表现政治关系的时候，由于表象的不可穿透，我们就会说，犹太人是蛇，而这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蛇，他的本质，是由他是犹太人这样一个身份决定的。东郭先生与农夫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意识形态：是蛇总要咬人，是狼总要吃人，是犹太人就必定要骗人、诱奸，只因为他是犹太人。

这就表明了意识形态在个人经验上的统一性，以及，意识形态是一种直觉式的思维活动

这一系列的经验主义的推理，全部是建立在语言生成的基础上。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是分类与概念建立的过程，其错误，也源自认知-分类-概念这一语言思维的过程。

5. 意识形态的认知基础

如果我们将意识性态的各个模型进行考察，会发现其中深刻的认知痕迹。当然，认知这个词既包括了认识，也包括了思维，甚至reasoning这一个过程。这样说来，事实上意识形态总是与单个个体的身体经验（触感、颜色、声音、痛觉）、社会经验（童年、爱恨、人际）、语言经验（语言功能自身的惯性、自然而然的归类与概念思维）有关。

我当然不会就此宣布意识形态的根基是认知。但是意识形态，或者盲目的信仰，的确不是盲目的，而是对因果律、身体与社会经验的投射、联系与想象。

人自身的主体性分裂导致了意识的分裂，以被压迫者反而为压迫者辩白与开脱为例：在意识和语言中，被压迫者主动或者被动地附身了压迫者，这就是意识形态作为认知体系的总和表达的诡异之处。

6，关于忍受：

中世纪的僧侣用特制的皮鞭每天按时抽打自己，为内心中分裂出的基督的凝视而惩罚自己。既然末日审判已经注定，对一个自虐的基督徒来说，死也并不是无意义的–自我奉献的意愿就是最真诚的信仰的表达，卡尔文派的精神即在于此：自我惩罚、自我奉献，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意义何在，意义掌握在最终审判的手中。

当Harvey Dent要求蝙蝠侠不要自我牺牲时，他事实上是在改写圣经：在真正的历史上，基督被背叛了。而在这部电影里，Harvey Dent要替代基督来接受上十字架的命运。这一举动，以及其后剧情中Dent作为一个信徒的呼唤的应验（蝙蝠侠不假思索地拯救了Dent），用一种 Alternative历史的方式，表达了当下的美国保守派的思维：守卫基督，那么基督总会应许。

但Harvey Dent仍然堕落了，正由于他的堕落，凸显出神圣救赎对人的内心的无力，而唯因基督对此的无力，信徒才更需要坚定地信仰。这一不可捉摸的最终审判，终于造就了一种逻辑上的自我循环：信徒要坚定的信仰，因为他必须坚定地信仰，否则他就会堕落。

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常可见到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奉献本身的号召：奉献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也同样成为了个体的意义。

诡异的是，如果从这一强调奉献精神的精神目标出发，则此一末日审判模型不仅在基督教国家中存在，亦存在于中国。中国的唯物主义者由于信奉着改换头面为历史进步主义的最终审判模型，实质上成为了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7. 历史的幕布

在法官Surille被炸死一段剧情中，Surille打开了指示她行车方向的信，而上面只写了一个字：up。随后，Surille的车被炸上了半空。

但这一幕，却恰恰使好莱坞的精致幕布（场景、道具、特效）暴露出了一角，把观众从屏幕中的故事拖了出来，返回现实：Surille存在的目的是被炸死，而她被炸死前，并不绝对需要知道自己如何被炸死。她打开纸条，显露出up的这一个瞬间，恰恰是为萤幕前的观众准备的，好让他们知道，她的死和死法已经注定了。

这一人为倒放历史并强迫其显现出意义的场景，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也恰恰是真实世界中的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意义对历史学家打开的时候，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在背后执行着一个并不存在（或者存在？）的历史编剧人的意志？

很多事情，过去了也确实过去了，历史不可更改，况且历史从来都有无数偶然性。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意在说明，圆明园被劫，并不一定因为英、法在本质上是强盗，祖宗三代都是强盗，往上追十八辈还是强盗；英法联军成为强盗这一事实，只在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那一刻开始。是情境、状况，造就了强盗，正如情境和状况同样也可以造就崇高的时刻与英雄。

英法19世纪的流氓失业者农民突然被他们的国家系统运到了中国，突然被搬运到了圆明园，本来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很荒唐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就算再有良心的正人君子，也难以整顿一群流氓失业者和农民组成的群盲大军在看到皇家宫殿时的激动之心。时势造强盗，正如时势造英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被毁，以及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面前的死，同样也是历史的机遇。如果罗马人本质上就是流氓、强盗与无知者，又怎么建立得起来罗马帝国？

斯事久矣。对圆明园事件，真正可做的，只有由官方出面，与对方就法律和现状的整体的不同进行建设性的协商，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流失、损毁做出约定，而不是将这个问题再一次民族主义化（很可惜，这就才是目前的状态）。弱国搞民族主义，最后往往导致国家在弱小中徘徊，除了能撒气以外，什么用都没有。非洲民族主义潮的时候，独立了那么多国家，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但哪一个又建成了更好一点的国家？

制造出一个意象中的敌人是很简单的，只要说一句“法国人全部都是强盗”即可，但这种想象之中的共同敌人，与想象中的共同国家一样，只是意识形态幻觉。这些意识形态幻觉帮助了我们解释现实世界，但是是一种片面与错误的解释。

没有人本质上就是强盗，没有人本质上就是受害者。一切都是历史的机遇，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停止以制造敌人的方式来企图为历史复仇。历史并不进行最终报复，报复者不仅伤人，也伤其自身。

两亿多去拍卖两个水龙头，拍就拍了，搞拍卖总是要挣钱的，在钱这个universal language面前，什么话都得闭嘴，本身就不应该期望拍卖行有良心。事情过去以后，该两国协商文物归属了，国家层面的交往才是最有效的；跟着起哄，觉得英法都是八辈子的骨子里的孙子，自己就是正大光明的受害者，从此不看英国法国书，这叫self-vicitimisation，叫缺心眼，不叫有骨气。

另外，相比与法国人置气，或者爱国华人真的花两亿去买下来，我觉得更应该做的是保护已有的文物，以及把精力放在更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事情上，比如说，促进敦煌学的全球研究。

如果个人想做些什么，就是尽力去记录口述历史，还原当时情境，要是做不到，就尽力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点贡献，比如多买几本真正的书之类。刘小枫在《古罗马史》里说，一本古典史，50年有1.5万的印数，现在下降2/3。与其整天关心你挨不着边的政治，抵制挨不着边的家乐福，不如去多买几本这样的书，省的文物回来了，学术和知识却死了。

除此以外，各位该干嘛干嘛。

ps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了Le Sac du Palais d’Eté : Seconde Guerre de l’Opium的译本。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关于圆明园的历史记录了。

中文版：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26959/

法文版：http://www.amazon.fr/Sac-Palais-dEt%C3%A9-Seconde-Guerre/dp/2268048527/ref=sr_1_8?ie=UTF8&s=books&qid=1235655062&sr=8-8

海外省的危机：法国殖民历史的最后一页在焚烧
2009年02月23日09:13 [我来说两句40]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网 作者：陶短房
巴黎时间2月19日，萨科奇忙碌地会见了法国各海外省民意代表，随后又通过法国电视5台和电台向海外省民众发表讲话，同一天，总理菲永的日程表里，也写满了“海外省”的字眼。

所谓“海外省”，狭义的概念包括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留尼汪四个“海外大区”，其中留尼汪岛是非洲印度洋小岛，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是加勒比海小岛，法属圭亚那则在南美洲；而广义的概念则还包括法属波利尼西亚等6个“海外行政区域”，法属新喀里多尼亚这个“海外特别行政区域”，和3个性质未定的小岛。
事实上，它们是昔日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遗产，是殖民时代的活化石和最后的余晖。

和英国“日不落帝国”解体后采用的英联邦这种“精神共主”体制不同，法国在后殖民时代仍竭尽全力保留了上述面积狭小、却遍布全球各大洋的殖民地孑遗，并在大半个世纪里不惜工本，竭力维持着这份大国的奢侈和昔日的体面。在绝大多数法属殖民地走上独立道路之后，这些“海外省”却一直留在法国体制内，它们中不少甚至经历过独立公投，但大多数居民却选择了维持现状。

这并非因为他们更迷恋法兰西文明，或对法国人心存感激，而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剩下的这些最后殖民遗产大多幅员狭小、经济结构不完善，一旦脱离法兰西体系，自存将变得十分艰难。正因如此，尽管海外省居民向来被当作二等公民，但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

不过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巨变：1个月前，瓜德罗普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这一风潮很快蔓延到马提尼克、甚至远在非洲的留尼汪岛，旷日持久的民众与政府对立导致学校听课，超市、加油站关门，公共服务停摆，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前面提到，这些殖民地甘愿忍气吞声的动机是忍气求生，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让一切都变得不同：经济基础脆弱、又饱受歧视的海外省受冲击更大，导致物价（尤其汽油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比法国本土更高，而工资标准却低得多，难以继续照旧生活下去的当地人不得不为了生计起来对法国说“不”，就像他们同样为了生计，当初说“是”一样。

对于海外省的怒吼，萨科奇政府采取了敷衍政策：总理菲永在没完没了地对话中反复拒绝海外省“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200欧元”的要求，只是以给雇主减税、换取雇主“自愿”加薪的无约束建议搪塞；总统萨科奇倒是不断在海外省的电视屏幕上亮相，提出的药方却是建立一个部级的联合委员会，对振兴海外省经济“从长计议”，并批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饮鸩止渴”。

海外省的二等公民们显然对这番政客的推脱感到不耐、甚至愤怒：长期以来，他们牺牲独立与自由，委身在残破的殖民屋顶下，为的就是图个生活有着，衣食无忧，如今得到这样的回答，当然会让他们极不满意。而萨科奇等也是有苦说不出，在他们看来，如果答应了海外省的条件，本土民众如法炮制，后果无疑更不堪设想。

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2月14日，各海外领地纷纷爆发示威抗议，其中仅有45万居民的瓜德罗普，竟有6万人卷入游行；2月18日，一名示威者在街头被子弹打死，导致街头暴力和警民对抗升级。正是迫于恶化的形势，萨科奇才不得不于次日出面安抚，而菲永也终于松口，表示可以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让步。

也许法国海外省的群众运动，将随着萨科奇政府的无奈让步而暂告段落，但这一事件的影响恐怕远不止于经济层面。

正如许多法国分析家所指出的，经济衰退和物价问题只是个导火索，长期以来海外省居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和这些最后的殖民地在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才是问题的根源。由于前面提及的因素，这一隐患一直潜藏，被外界、甚至许多法国人所忽视、遗忘，而如今积怨和时势火花对撞，不仅灿烂一时，甚至有可能令法国海外领地 ——殖民地历史的最后一页焚烧起来。

此次瓜德罗普等地群众参与之普遍，已让这座最后殖民旧屋的地基，看到松动的萌芽，瓜德罗普示威领导人埃利.多莫达声称“奴隶主后代拒绝了奴隶后代的生存要求”，引起最广泛的共鸣的事实，更不应被世人漠视。1个月的斗争，最终迫使傲慢的萨科奇松口让步，低下法兰西人高贵的头颅，这更可能产生一种示范效应：既然“民众之手”可以成功向法国人索取，那么下次也许可以要求得更多——比如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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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评论一下内容：
1，作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实在太明显了，到处都是隐藏的价值判断（“活化石”之类言辞），以及描述海外省独立运动时的惋惜语气，还让人以为海外省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地方，随时准备操法国殖民者的大爷。

2. 有一处严重的自相矛盾。前面刚说过，海外省经过几次公投，还是选择留在法国管辖内。最后一句就把这次骚乱妆点成争取独立自由斗争。这太混乱了。其实，海外省要真想独立，早就能独立。Guadeloupe历史上有过独立的机会和条件，就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以及后来殖民主义全面收缩，给予海外省公投机会的时候。怎么解释Guadeloupe在反殖民气候涨潮、战后法国民主重建的大好机会来到时不独立，现在才来闹？这文章作者根本就错了，独立与否自由与否根本不是这次骚乱的问题所在。

3，作者仍然是老一套中国人看待殖民国家的方式，总是把中国自己的被害者情结投射进去，用势不两立的对抗意识形态和殖民地争取自由民主的正当性来判断问题。其实这些海外省早就融合好了，法国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潮已经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后过去，现在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如何争取更高政治地位，而不是民族情绪对立的问题。

民族对立情绪，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表面问题。特别是在这种典型的前殖民国家和前殖民地的关系当中。前殖民地利用被殖民的历史，给自己的要求做正当性辩护；前殖民国家为了让他们不闹事，也就一直投入。每次科西嘉闹事，就有大笔的钱从巴黎飘到科西嘉。但科西嘉独立了吗？到现在都没有。他们可能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但除了法国以外，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前殖民国家和前殖民地的关系，在经历过殖民地民族主义潮以后，已经变成了更微妙的问题，完全不是争取自由民主斗争这种上世纪的意识形态可以解释的。

政治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有的要求是意在被拒绝的；有的诉求是意在煽动的；有的羞于启齿的需要，是通过一种高尚的表达方式来传达的。
如果，把这些表象全都当做本质来接受，那就实在太天真了。

昨天看《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提到日本文学在构筑日本的现代性、民族性中的作用，提到对景物的观赏背后的意识形态，种种。看完此一书，再看黑泽明，就很明显地感到黑泽明身上的作家气质。

必须要将此作品当做文学作品来赏析，并且最关键之处是潜意识对记忆的改变，谎言背后的心理动机。单纯依靠叙事学的阐释，只是肤浅并且自大的。

但是如今是21世纪，我们身边围绕的是大片、爆炸、特效、乐观与娱乐的精神。文学在消退，对文学的欣赏能力也在消退。问出：“这片子有什么好看的；警察只要多拷问能明白真相”等等问题，皆说明了我处在一个多么卑微、缺乏想象力、实用主义，傻了吧唧的乐观时代。

这种对前时代的语言维度的不理解的背后，是意识形态与世界观念的隔膜，恰如蒙太奇革命其实是一场认知方法与意识形态的革命。往往，甚至还会有那么多人坚信，历史一定是进步的，我们的今天一定比昨天要好，并引为自辩。

这种自辩，与19世纪的科学乐观主义毫无二致（甚至可能还多了一些论据，比如，就连原子弹也没有真的毁灭世界，1929大股灾也没有毁灭全球经济），也因此在精神上更反衬着这个时代的空虚、琐碎与无聊。

我对这种试图为艺术品做出意义限定，并且强加于人的做法深恶痛绝，并且经常性地感到对序言、编辑评语无法容忍。以前，我经常撕掉购买的中国50到90年代的翻译作品的序言、编辑评语，后来这种情况延伸到凡是看不顺眼的与作品无关的blah blah，无论何国语言写成，一律撕掉或者黑笔划掉。这就是我喜爱找初版图书的原因，因为初版图书在版本上不受其所蕴含的作品在日后的盛名的戕害，也就没有太多闲余之物，往往直截了当。它不会在书背上印大片的daily mirror, nty book review的滥美之词（我不止一次地对他们编辑的眼光怀疑），也不会有“温宝宝每天都在读的书”这样的缺心眼介绍。除非是资料性的序言或者自序，书的序言几不可留。若在资料性序言中夹带私货，则迅即用黑笔涂掉。

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里》写到了一个青年不要去关注评论，不要去相信试图限制和解释艺术品的鬼话。但这还不够。下面这篇黑塞的文字写到我心里去了。

“对文学艺术的思考和疑问正转变成一项竞赛活动，并且正走向自身的终结；将自己沉浸在作品之中去观看和倾听，本来是最基本的能力，却饱受通过批评与分析以征服作品的欲望的损害。要是一个人要在一首诗或一个故事中榨出思想和意义，并以此为己任的话，他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他也永远不会了解艺术的秘密，本真个性寓于其中的秘密。 ”

我甚至建议你，在阅读一部经典作品前，请避免先看到任何评论、概括、序言，这对你理解作品毫无益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沉浸于作品本身的阅读，与大语境下的阅读，是完全的两种体验。

一个无经验的读者，若真相信《猎人笔记》前的序言，进而相信悲惨和命运已经在他的身边远去，从而只把《猎人笔记》当做一本于己无关的读物的话，那么他所耗费的时间并不会给他带来收益，甚至可能只使他的虚假信念更得到了加强：“看哪，我们的今天果然很美好。”

大语境下的文本阅读与个人文本阅读，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望读者明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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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关于卡夫卡

在我的读者给我的来信中，有一类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我认为这是一种日益增多的，思考读者与文学之间作品之间的关系的现象。这一类书信往往来自于年轻读者们，他们热切于寻找意义与解释；无休止地问着问题。他们希望知道为什么作者要创造这个意象，为什么作者要选用这个词，作者在他的书里“暗示”了什么，有什么“意图”，他是如何选取这个主题的。他们想要了解在我的书中哪些我认为是最好的，哪些我最为偏爱，哪些最清楚地表现了我的观点与想法，为什么三十岁的我和七十岁的我对相同的问题和现象看法不同，《德米安》和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心理学有何关系，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有很多是高年级学生提出的，像是受了教师的影响，但大多数则是生于个人诚挚的需求；这一切都说明了读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在舆论批评中同样也很明显。这里积极的地方在于读者的活跃性增强了；他们再也不能消极地享受，或者只是简单地消费一本书或是一样艺术品。相反，他们希望征服它，通过分析来占有它。
　　
但这种现象消极的地方在于：对文学艺术的思考和疑问正转变成一项竞赛活动，并且正走向自身的终结；将自己沉浸在作品之中去观看和倾听，本来是最基本的能力，却饱受通过批评与分析以征服作品的欲望的损害。要是一个人要在一首诗或一个故事中榨出思想和意义，并以此为己任的话，他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他也永远不会了解艺术的秘密，本真个性寓于其中的秘密。
　　
最近一个年轻人，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回答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问题，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把卡夫卡的《城堡》、《审判》、《法律》看成宗教象征——在卡夫卡与犹太教的关系上，我是否与布贝尔看法相同——我是否相信卡夫卡与保罗·克利的相似性——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的回答如下：
　　
亲爱的B先生：我恐怕要彻底让你失望了。当然你的问题，还有你对文学总体的态度并不让我感到吃惊；成千上万你的同行想法都相同。但你的问题，无一例外都不能回答，他们都发源于同一种错误的思想。
　　
卡夫卡的小说并不是关于宗教，玄学或者道德问题的论文——他们都是文学作品。如果一个读者有真正阅读一个作家作品的能力，不提出疑问，也不期待得出什么理智和道德的结论，而只是准备着投入作者所展现的世界时，这些作品就会以其自己的语言道出他所寻求的一切答案。卡夫卡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或神学家对我们说话，他只是一个作家。近来卡夫卡那奇妙的作品成为一时风潮，阅读他们的人们又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真心了解文学，这不是卡夫卡的错。
　　
我自从卡夫卡的早期作品开始就一直是他的读者，你的问题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卡夫卡不会回答这一切。他给与我们的是他那痛苦孤独生活的梦想与幻觉，他那些经验，空虚和满足的再现，这些梦想与幻觉是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而不是通过自做聪明的阐释得到的什么“意义”。“阐释”是理性的游戏，也经常是有趣的游戏，对没有艺术感受力的聪明人，这种游戏再好不过了，他们能够阅读，也能写作关于非洲艺术和十二音体系音乐的书籍，但他们永远找不到通往艺术核心的道路，因为他们站在大门口，用上百把钥匙试图打开门上的锁，但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扇大门一直敞开着。
　
这就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我觉得我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因为你好像把这件事看得挺重。
　　
　　赫尔曼·黑塞，1956
　　
　　（翻译：Boccadoro）

在语言思维中，我们往往无意识地使用指代、隐喻、类比来进行思维，这是人类思维的本能。比如，我们会说：“你的狗咬了我的猫”，而不说：“你的狗的牙和嘴咬了我的猫”，或者：“我在电话薄里”，而不说：“我的名字和地址在电话薄里。”

这就是人脑对符号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需要表达的事物过于复杂，人就趋向于用简单的符号化来传达意义。

问题是，人的符号思维并不逻辑，而是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对符号本身进行简化、类比，并且将符号与主体的切身经验、社会共通经验进行靠拢。

这时候符号化思维的问题就来了：如果主体在思维时，他所应用的符号并非完全切合，怎么办？如果符号追求自治，以语法基础，与并不关联的其他符号汇聚，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这时就会出现谬误。

针对这样的符号思维导致的谬误（缺乏能指的所指、缺乏所指的能指、对现象进行错误的符号化归纳、错误的符号化关联过程），我们可以用语义学与三段论结合的方式进行逻辑研究，来打破其谬误。

应用这两个理论的理由很简单：符号化思维产生的谬误，一定出于1）符号化过程产生的谬误，2）符号联系过程之中的逻辑错误。

对于自然语言辩论，可以通过以三段论来重构一个argument，并考察其中各语义的有效性的方法来辨析其正误。

下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类比谬误”例子。

例句：“既然士兵在战场上逃跑是正义的，那么老师在地震中先跑也是正义的。”

第一步，我们用三段论来重写这个例句。因为这一例句本身即完全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论证形式，缺一个关键的，可以将“士兵”与“老师”这两个符号以逻辑关系连接起来的B项，如果反写为三段论形式，我必须将B项设为“推卸责任”，于是反写如下：

“因为士兵在战场上逃跑是正义的，而逃跑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A,B项）

又因为老师在地震中逃跑，也是推卸责任的行为。（B,C项）

所以老师在地震中逃跑，也是正义的。（结论）”

下面我们应用语义学方法来验证它的错误。

士兵作为一个符号，其所指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指向“卫国、暴力、责任、安全”等等，完全由文本所确定。在这里，我只能假定例句作者对“士兵”这一符号的所指划为了“责任的不可推脱性”，否则例句的证明就没有意义。

然后，例句作者将“老师在地震中先跑”这一现象，划归入“士兵在战场上逃跑”这一能指。这是例句作者思维中关键的一点，是一个典型的符号联结错误。

“军人”与“教师”作为语义学的对象，存在内涵的极大差别，简单说来，这种差别是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其责任、逃跑效果、动机，都存在无可比拟的差别。由这两个内涵极大差别的词语无法进行排比论证，也并不能由A的合法性来论证B的合法性。

如果说之前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都是社会共通经验达成的话，那么，将“老师在地震中先跑”这一不可符号化的现象，划入“军人在战场逃跑”这一能指之中，则完全是例句作者本人的符号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历时性的社会协议，或者客观的逻辑关系，可以让这两个文字符号之间产生“包含”这一逻辑关系。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不应该用社会共通经验来指责个人思维，这是一种不道德行为。但是，个人思维必须逻辑，才不会陷入错误。在这里，并不存在可以将“老师逃跑”划入“责任可以推卸”这一所指范畴的必要逻辑关联条件。

至此。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甚至不必对士兵的责任、教师的责任做过多的社会学考察，则已经可以确定例句作者对符号的关联过程，整个是错误的。在现象的符号化、符号本身的联结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交叉和逻辑关联。也就是说，例句作者的结论，只是符号自治关联的结果，而非逻辑论证的结果。

只有当整个社会都将这“老师逃跑”这一现象，划归入“责任可以逃避”这一能指的所指范畴时，我们才有必要继续就符号的历时性关联进行讨论，但这时的讨论，更多的是社会学与伦理学上的问题了，不再继续牵涉到语义学问题。

第二部分

那么下面我们来讨论为何为产生这个思维谬误。

能指与所指的关联问题，一向是人脑思维的重大课题。语义学所探讨的基本课题，就是符号与所指的关联问题，也就是词与意的问题。这一工具的核心，就是对符号进行深入解析，探讨符号关联的动机，过程，结果等等。

人的符号化思维是一个并不逻辑的过程。很多时候，符号仅需语法，便可以联系在一起。如本文所剖析的例句，在语法上无任何问题，但是在意义的连接上充满问题。这就是符号的自治的结果：符号自治并不需要逻辑，而只需要主体经验、语法支持。

比如，作者并不会说：“所以士兵不可以逃跑，因为老师可以逃跑”。这样的简单的句法错误、语法错误、因果倒置错误，主体可以避免。但是，符号在句法和语法统治下产生的逻辑错误则很难避免。甚至，主体并在主观上可能并不接受这样的连接存在逻辑错误，因为这一连接符合了主体的语法和句法观念。

这也就是我在上一次辩论中一再指出的：士兵与老师，这两个词除了都是名词以外，并不在此次辩论中存在任何内涵上的可比性，因为二者的责任、动机、行为效果，都是截然不同的，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两个实体符号化为“责任”，并以此来进行推论。将这两个名词连接起来进行类比的，只是主体并不清晰的逻辑思维所导致的结果。

对符号自治导致的逻辑谬误、观念谬误，以后我们可以继续通过应用语义学与三段论来进行解析。

后记

任何严肃思考的人，都应该在在提出一个argument之前，都先用这两个工具来检验一下该argument的有效性。这里并没有讲因果谬误，因为因果关系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有具体例子时在逐一分析。

“根据英国《邮报》五月的民意调查，65%的法国公民会投票给奥巴马。但是，法国仍然如此漠视黑人，以至于并无黑人的官方统计数据。不错，法国政府甚至根本不数数他们国家里到底有多少黑人。法国黑人希望奥巴马所代表的美国政治的改变，会给黑人在法国社会的进步吹响一声号角。（纽约时报）”

（原文链接http://www.blackvoices.com/blogs/2008/06/18/barack-obama-inspires-black-pride-in-france/）

由于作者并未表明究竟哪一部分来自纽约时报，我也无法说究竟是纽约时报犯了个错，还是blackvoice的作者犯了错。

但无论如何，法国人不数自己国家里到底有多少黑人，并不是政治歧视。恰恰相反，这是继承了二战教训的传统：由于纳粹德国与法国vichy傀儡政府正是靠户籍记录来搜索和进行种族灭绝，在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政府不再保留任何公民的信仰、族裔、血统信息。也就是说，法国人不数黑人、阿拉伯人到底有多少，恰恰是在保护少数族裔。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不可能在政策上针对族群发布限制性的政策（如这个论坛里有人提出来过的对黑人阿拉伯人多生孩子减少福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法国的少数族裔真的完全拥有公民权利了。因为第五共和国的建立者戴高乐在废除户籍记录制度的同时，也这样说过：

“存在着黄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的法国人，这很好。这证明了法国向所有族群敞开，并且负有普世的责任。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被限制在少数。否则，法国就不再是法国了。无论如何，我们是一个欧洲白人种族，有着希腊与拉丁文化传统，并且信仰天主教。你试试把醋和油混合在一起并且摇晃，只要过一会儿它们就会重新分开。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人，法国人就是法国人。你相信法国可以吸收一千万阿拉伯人吗？他们明天可能就会变成两千万，后天就会变成四千万。如果我们批准融合，如果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被当作法国人，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前往生活标准高的多的法国定居？我的家乡就不会被叫做“克隆贝-双教堂村”，而是“克隆贝-双清真寺村”了！”

旧大陆与新大陆的不同，就在于美国作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族群融合相对旧大陆要容易许多。不错，美国也有蓄奴历史，美国也有黑人歧视历史。但这一切，都在几十年间改变了。旧大陆的恶习随着欧洲移民传染给了美国，但美国毕竟不是旧大陆，美国的精神是独立的。

如果说爱默生发表《美国学者》一文标志着美国精神的独立，那么奥巴马的当选，可以看作美国政治与欧洲传统的决裂——这一传统里，只有精英家庭中的精英才读得起国家高等管理学院，少数族裔即便被委任一份小的可怜的官职，也要被投以狐疑的目光。旧大陆在进步（巴黎华人区新任区长是华人），但是这个进步速度远远跟不上美国。

更普遍的事实，是少数族裔被当作二等公民，圈养在郊区的高楼大厦里。而这些高楼大厦往往遮蔽了一个真相——这里确实是二等公民与贫民的聚集区，因为阶级并非由居住条件决定，而是由政治地位、经济活跃度、文化发达度决定的。就在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前的三个星期，大巴黎的圣丹尼斯省发生了一起警察暴力案件。由于受到石块袭击，十几名警察（其中一人满身大麻味道）冲击了一栋居民楼，砸开了门，并当着所有人的面用警棍砸翻、逮捕了他们认为的嫌疑人。视频记录如下http://www.youtube.com/watch?v=WRkome5k98w

视频中的圣丹尼斯省，有着现代化的楼房、交通设施。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却被当作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对待。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经济发达的今天，种族沟壑并非物质、消费能力上的差别，而存在于看不见的阶级、无法统计的失业率和看得见的肤色中。

今天，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在必须面对戴高乐的咒语：少数族群确实已经有了一千万人，并且正在变成两千万。

65%的法国人投票给奥巴马？我很怀疑这65%给奥巴马投票的人中，有多少是黑人与阿拉伯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博爱者、又有多少是叶公好龙者，而他们又掌握了多少社会进步的能量。

“我们必须变革，不错，但变革之后，法国究竟还会不会是法国？”这个疑问存在在每个人心里，也是旧大陆必须面临，必须自己找出答案的问题。

主语的作用，是标出动作发出者的主体。用西方语言的语法原则来说的话，任何事物要在言语中存在、要在言语中发生关系，都必须有主体、动作、客体。反应到语言上，最简单的结构就是主谓宾。缈沨说的不太正确：“党的事业至上 人民利益至上 宪法法律至上”，这三句话并非缺乏语法主语，它的语法主语都是“党”，这个很明确。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信息传递（最高法院-口号-标语阅读者），以及在信息传递中出现的各个主体（最高法院、党、人民、阅读者）的关系又如何。这就必须做历史性的语境考察。

在历史语境中，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人民，名义上讲是“任何人”，但从建国后的历史上来说，并不包括不被党接纳的人，并且这个不被党接纳的人，也可以是“任何人”。因此从逻辑上来讲，这个语境中只存在两种人：党接受的“任何人”，党不接受的“任何人”。

作为这条口号的直接宣传对象，阅读者就是在这个语境中，尚未（！）被党决定的“任何人”。在这里，如果口号阅读者被党所接纳，就可能不会受到审判（因为“党的事业允许”），如果口号阅读者不被党所接纳，就有可能成为被审判者（因为“党的事业不允许”）

一个人在阅读这条标语时，内心处于并未决定是否要归顺党的事业的“悬而未决”状态。在阅读之后，个人就会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选择，你没有独立于这条语境的可能——因为“人民”这个概念是无所不包的，你要么属于人民，要么不属于人民。而由于党拥有这个阅读者是否利于“党的事业”，是否属于“人民”的决定权。从逻辑上来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被党接纳，又不被党接纳，因此，阅读者在阅读到这条口号的时候，就必须做出一个唯一的选择：迎合党，或者拒绝党。

阅读者的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读完这条标语，并且进行内心法庭的自我审判之后（究竟是迎合，还是拒绝？），就决定了自己在这个语境中的外在立场。阅读者在此之前悬而未决的状态被解决掉了。这之后，就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面对自己的命运。

从脱离这个语境的客观角度来说，这条标语，可以打破一个这个语境中的个体对自由的最后一点幻想，在这条标语面前，它的逻辑和背景如此森严，以至于在你并未言语的时候，已经别无选择：要么接受党的事业和党的领导，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要么成为对立者，接受审判。

对任何一个独立自由人而言，每阅读一次这条标语，就是一次彻底的人格侮辱，它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不存在立场，你的立场由我决定。对一个不得不生活在这个语境中的委屈求全者而言，每阅读一次，他都必须再进行一次自我审查和自我审判。

无论阅读者在自己的内心法庭中的斗争结果如何，阅读者都会进行自我审判，这才是最重要的：口号并不形成实际的肉体威胁，它只逼迫阅读者在内心里做出选择。这一过程，已经达到了口号实际书写者的目的：威慑潜在的不合作者，壮大本立场者。

当你进行了自我审判之后，恭贺你，你已经成功地被语言绑架了。其实，这只是十八个汉字符号，可以轻易地被物理擦除。但它并没有被擦除，而是擦除了你。这十八个符号背后的社会、历史和逻辑，才是恐惧的来源。